才写完一篇英文的blog，写自己怎么不在乎这也不在乎那的。现在就要用中文写一篇我在乎的事情，我是个很矛盾的人，我知道。如果没听说慰安妇，我不怪你，我相信大部分来读我写的东西的人都是比较西化了的孩子，所以没听说过是很正常的。请读慰安妇。如果不是因为康健阿姨的爸爸曾是姥爷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不是因为康健阿姨曾经在姥爷家住过一段时间给妈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因为康健阿姨受邀带着山西慰安妇（见面后我称她为奶奶）来加拿大，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对中国慰安妇这件事情有如此深刻的印象的。
上个周末，我去了趟滑铁卢。当时在滑铁卢接到妈妈的电话，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姥爷生前最要好的朋友的女儿目前到了多伦多。她之前就跟我提起过康健阿姨，说她在他们那一辈儿是很了不起的。她说康健阿姨此次来加拿大为的是慰安妇这件案子。她接受了加拿大卑诗省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邀请为了给日本施加压力才过来的。 我星期一回来后，康健阿姨已经去了Ottawa，妈妈说她要到星期四才会回来。这个星期几乎每天晚上妈妈都在电视前关注着康健阿姨跟刘奶奶的消息。到了星期四，也就是昨天，我终于有幸见到了她们。
作为一个出生在80年末的孩子，我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来当刘奶奶在10岁那年就被日本兵侵犯时的感受的。就算当我搀扶着这位80岁的老人的时候，我的心中仍然一片茫然。刘奶奶说的话我跟妈妈都听不太懂，有着浓浓的山西口音。但是见面的时候，经康健阿姨解释，奶奶对我说：“孩子好啊，好好活着呀。好好学习，找个好婆家。”我很少听过会以活着作为祝福的词语。我感觉到对于奶奶来讲，活着是一件无比幸福并充满希望的事情。在那一霎那，我想到了余华写的小说《活着》。这本书写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及人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余华曾言写作过程让他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对此，我仍然不甚明白，也许生活在现在这个平和的年代我是很难能够深刻地了解到的。
刘奶奶裹着小脚，在糊着薄冰的地上需要我们的搀扶。虽然她已经80岁了，却仍然十分健朗，声音洪亮，看着我们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她为了妈妈称赞她帽子漂亮而开心，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赞美因为她而变得更加真实起来。 康健阿姨说她这次来第一次喝咖啡，并且喜欢上了咖啡。每天晚上都要喝，而且一定要加奶，却不加糖。在我的认知中，刘奶奶生活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她出生在农村，一直生活在乡下，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也不懂什么礼节。康健阿姨说她有些她看不惯的毛病。由于出来拿人家的拿惯了，康健阿姨感觉刘奶奶变得没有骨气。在这边见了医生，要求量血压，要求拿药等等，这等占人家便宜的事情是康健阿姨不能认同的。过来后别人送给她的帽子跟大衣，甚至糖，她也都会斤斤计较。说在北京见到她时，她什么都没带，就只有一个小布兜儿，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当过来后别人给她衣服，她却会嫌弃衣服是旧的。康健阿姨感叹说，如果是普通的当事人，我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伺候着。出来的次数多了，见多了市面了，人却更加自私了。要钱，要被伺候着，要被摆在第一，这都是出来后才会有的。我去过他们家很多次了，在家里，没有人扶她，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自己来。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她了，都想要关心她，送她很多礼物。其实这些人应该将照顾她的责任跟义务留给她的子女才对。康健阿姨描述的慰安妇刘奶奶是媒体跟广大群众所认识不到的，也无从去了解到。这也更是我在短短时间中观察不到的。
康健阿姨为人很随和，看待名利很淡薄。我问她在这件案子当中，她受聘于谁？她说这完全是义务的，我不仅不赚钱还要放钱进去，花时间跟精力来照顾她们。当时第一次了解到这件事情，是很气愤的，觉得太便宜日本了，也觉得中国政府不够底气。第一次跟她们去日本，回来后还被单位上面的人盘问。 康健阿姨说一开始真的没想到会陷这么深，本来觉得为她们上过庭就好了，却来来回回去了那么多次日本。我问阿姨预测还要多久这件案子才会完结？她说这些慰安妇总是觉得快了快了，她却认为真正达到目的还需要至少五年。她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康健阿姨很坚定地说，要让日本政府道歉并给与金钱上的赔偿。她曾言日本官员有的以个人名义道过歉，这却远远不够，需要的是日本政府正式道歉。现在仅仅进行到日本政府承认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的存在，却并没有明确的赔偿。妈妈说起新闻上曾言日本宣称赔偿了250位慰安妇，然而康健阿姨说这是他们在骗人。她说日本大使馆确实这么宣称了，却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这是他们在媒体前的幌子。
妈妈觉得虽然这件事情没有给康健阿姨金钱上的补偿，却会给她带来良好的名誉。康健阿姨不屑地说道，哪儿的事儿，当时这可是谁也不想碰的事情。这件事情很敏感呀，牵扯到政治，当时也曾被律师行压下来过，不想让我插手。如果想要名誉的话，我做其他案件照样可以，只是我不爱吹这些事情罢了。妈妈强调这件事情不一样，阿姨却说当年的六四案件我是王丹的律师，这事儿我从来也不去吹。这慰安妇的案件把我彻底改变了，因为必须运用到媒体。我以前看待案件，最不喜欢的就是去跟记者打交道，现在却非打不可，因为给日本施加压力，媒体是很好的渠道。仅从一面之缘，我不能肯定康健阿姨是否真如她自己所言对名利真如此淡泊。在北京这个功利现象如此繁衍的城市里，我很难相信真的有人会不在乎于名与利。当然也很有可能是我自己多疑而已。
一直以来，我都坚信为了要达到和平，各个国家就必须要保持真诚地面对历史并接受承担历史所担负下的责任。我记得在高中上历史课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次答辩。当时老师是随便分组的，无论你被分到哪一组都需要为那一组支持的言论而辩护，就算你不在乎或者不支持也需要辩护。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与日本应不应该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纳入课本中。我当时分组被放在“不应该”当中。我这一组为了要辩护不应该所提出的论点是为了要世界和平，中国与日本不应该延续下一代的仇恨，所以课本中理当不纳入这一段残酷的历史。虽然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心底却不赞同这般作为。我认为，就因为要世界和平，才更应该要坦然面对历史。无知的人是有罪的，而培育无知的人则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很多情况下，我可以理解，我甚至可以向他人解释，但是我却不愿苟同。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该教育下一代最佳接近真实的历史。康健阿姨告诉我，日本承认了慰安妇的时候在条款中曾经否决了这么一条：“日本需在９／１０本教育书中编写进慰安妇。”她说当时她并没有反对，而原因在于日本的很多老师其实都是站在慰安妇这一边的，而日本的教材书很多都是由老师自己引进班里，所以完善地教育下一代完整的历史并不是不可它求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肯定的，但如果是我，相信还是会努力争取的。然而，我不知道就算写在了协议书中，作用有多大？对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从来就没有研究过法律，甚至对中国的近代历史也是西凑东凑拼出来的，想到这里真的有些汗颜。
虽然我不知道的事情有很多，但我却懂得不去盲从。如果我一直在中国学习，我会知道得比现在更多，但我不知道的也相对会更多。我不喜欢用一个角度或一种眼光去看待人与事。过于片面的思想只能被少数人接纳。这篇文章我是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写的，今天才写完。有机会我会把妈妈当天照的照片发一张上来看看。
以下是一些我在网上找到关于她们的报导：
为了和平就应当真诚的面对历史并坦然承担责任？
我觉得未必，非常未必。
p.s.哦?是王丹的律师…?